在台湾念研究所的时候，曾经在一家英文媒体兼职商业记者，有一次，受访者猛烈地批评了政府的政策，我回来问主任：“这可以写吗?”她很奇怪的看着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她如此自然的回答，却让我开始不自在起来，那个短到不能在短的对话，让我惭愧的发现，我还是无法从马来西亚媒体惯性的“自我审查”思维中解脱。 回到大马工作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，台湾媒体是不是很自由呢？是的，今日的台湾是世界上媒体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之一，但是这个自由不是从天而降的。 1 989年，时年43岁的政治异议分子郑南榕，因为抗议国民党政府对言论自由以及台湾独立的钳制，自焚而死。在他死后10年，台湾才于1999年1月25日正式废除已经实行了68年之久的出版法。郑南榕的妻子叶菊兰后来出书时，写到：“出版法的废止，在法律上可能只是简单一句话，但对有些人而言，却是用身家财产或是用最可贵的生命去争取而来的言论自由。” 当我们羡慕台湾媒体的自由时，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国的情况吗？我们媒体的不自由，真的只是政府的责任吗？主流媒体内部的自我审查机制就不必负责任吗？主流媒体一直说他们被出版法钳制，走在钢索上很辛苦，但是只对政府歌功颂德是否就可以解决问题呢？ 其实，政府与主流媒体应该体认到的是，在这个资讯透过科技快速传播的时代，控制主流媒体或者投政府所好报导新闻，已经无法掩饰真相，新闻自由与真相自会在互联网上找到出路。而人民也必须意识到，争取新闻自由不只是媒体自家的事，只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才可以监督政府的表现，让这个国家往更进步民主的方向迈进。 今天是世界新闻自由日，我期许自己除了要对自己的报导负责任之外，也不要再问“这可以写吗？”的蠢问题。我对我国的新闻自由不满意，但是有信心民意与人民的力量可以让我看到出版法令被废除的一天。 （《风云时报》记者陈锐嫔是槟城出生的小岛女子。博大（UPM)英文系、政大新闻研究所毕业。从中学加入校园记者以来，就没有离开过报界，曾在《光华日报》、台湾《The China Post》与《立报》服务。今年二月加盟本报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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